专家指出:应重新审视着眼于利用的野生动物保护方略


在主办者答应不披露其真实姓名的前提下,高山(化名)终于答应参加这个环保记者沙龙,以便让媒体了解从1985年开始在中国开展的国际狩猎的真实情况。但估计他事后一定很后悔。因为,几乎所有的提问都变成了质问。毕竟,8月7日出现在《华西都市报》一个小角落上那则国际狩猎野生动物额度将公开拍卖的广告,彻底颠覆了人们对“猎杀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是犯罪行为”的认识,随后这则小广告成了大新闻。
  高山说,作为旅行社的负责人而非国家有关部门的管理者,他只能回答部分问题。比如,在过去的20多年里,狩猎活动一直在合法、有序地进行;因为有相当专业的导猎人员,“打公不打母、打老不打小”的铁律被严格遵守,只出现过两次打错的事故,“但只要见了血,狩猎行为就告结束。猎人每次一般只开一两抢,误伤或者乱开枪的可能性很小”;狩猎收入的15%%归旅行社,其余的都交给省里,用于野生动物保护。“你们应该去当地看看,和在城里想象的情况完全不一样。”高山说,狩猎活动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地方动物保护资金的不足,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了,保护意识也提高很多。

  高山无法回答的问题是,国家林业局以什么为标准,在全国仅授予了他们4个单位从事国际狩猎的资格,而有证可查的是其中3家都与林业局有着人或事的牵扯。据统计,截至去年底,我国共接待国际猎人1101次,狩猎野生动物总数1347头(只),收入3639万美元,这些钱的使用是否存在违规问题等等。

  在公众的反对声中,国家林业局11日宣布,拍卖活动延期举行。这让高山损失不小,原定9月5日有一批客人要来打猎,现在显然不可能了。他希望不论是否采用现在的拍卖方式,还是像以往一样“一事一报”,此事最好尽快有个说法。记者注意到,在国家林业局的新闻发布会上,对于“狩猎除了好处之外有无不利因素”的问题,野生动物保护司副司长王伟的回答是:“从20年的实践看,还没有不利的地方”。看来,高山的愿望不会落空,推迟拍卖绝不代表狩猎活动会因此停止。

  接下来的问题是狩猎该如何开展。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一位专家对于公开拍卖狩猎权表示欢迎,认为由过去的行政审批改为“阳光审批”是一种进步。他提出,从国际的经验看,通过狩猎调整物种的数量和结构是保护野生动物的一种成功经验,前提是一定要以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为原则,并且经过科学调查。而据国家林业局介绍,他们已经建立了严格的科学评估制度。

  但是,曾任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副主任的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员汪松则认为,我国的野生动物不是多了,而是依然面临着严峻的威胁。对于每个物种的数量和详细分布,我们现在还没有一本明白账,他并不反对狩猎本身,“但是狩猎行为必须要有足够多的生物学资料做基础,哪些种可以打,不同地区的种可以打多少,都要经过严格的科学调查和论证。不幸的是,由于科学界普遍存在着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几乎没有人甘于进行长年的野外观测,常常是匆匆在野外取点样本,就跑回实验室搞分析,文章发表也就满足了。”

  据悉,此次将拍卖的狩猎额度包括8个省和自治区的14种野生动物,共计289只,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3种,分别是23头羚牛、10头白唇鹿和两头矮岩羊。汪松说:“从分类上讲,矮岩羊到底是种还是亚种我们还并不清楚,将其列入狩猎范围,显然不够慎重。”

  而长期从事环境法研究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今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科学论证问题同时也是法律问题。因为,狩猎所依据的《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中明确规定,猎捕必须经过科学论证,“公众有知情权,国家林业局的拍卖指标是否经过了专业人士的调研?是否有论证报告?如果有就应该公布,接受监督。但现在我们没有见到任何报告公布。”

  王伟在新闻发布会上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狩猎也是保护野生动物的方式之一,就像野生动物入药一样,是一种利用行为。对此,汪松指出,野生动物保护应当首先关注保护,而不是利用。他认为,鹿茸、虎骨入药的问题才是野生动物保护最大的敌人,我们国家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野生动物保护方略。 (作者:罗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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