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标本唐”:凝聚生命的瞬间

中国林业网 http://www.forestry.gov.cn/2009-08-28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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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风

    正在奔跑的“羚羊”、丛林里展翅欲飞的“锦鸡”……它们不仅姿态万千、色泽鲜艳,而且许多还有近百年的历史。如果走进上海自然博物馆,你首先会被这些栩栩如生的动物标本所震惊;同样在中国最大的鸟类生物标本馆——武汉大学生物馆,那些正在树上低语或翩翩飞舞的各式鸟类标本,会让你恍惚以为进来原始森林,它们数量之多、种类之全,几乎囊括了华中及西南地区所有鸟禽的种类,达2060多种。此外,在中国科学院、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福建昆虫研究所等标本陈列室,你都可以见到更多、数量庞大的精美而珍奇的生物标本。

    然而,你很难想象,诸如以上,几乎半个中国的博物馆或科研机构所藏的标本绝大部分都是出自于一个自晚清以来的标本世家,人称“标本唐”。

    自1861年福建一个叫唐春营的渔民开始跟一个英国海关官员学习标本制作至今,这个家族的六代子孙分布在中国各大知名科研机构、自然博物馆或大学校园,且都传承着“标本唐”的技艺,深刻地影响和发展着中国生物标本研制水平。

    洋人传技于闽江

    1861年秋,祖辈生活在闽江上的唐春营,有一天狩猎时打到了一批白鹭,回家后他将白鹭颈部的翎羽拔下来,卖到了当时的义和洋行。白鹭翎羽被当时的欧洲上流社会妇女视为珍贵饰品,价格不菲。而当时刚任职福州海关的英国官员拉都胥(J.D.D.LaTouche)恰巧得到了这一消息,在高价买得这些白鹭翎羽之后,他还向义和洋行老板提出了一个要求,想亲自见一见打到这批白鹭的猎人。

    没想到,这次偶然的相见却改变了唐春营一生的命运,也由此翻开了这个家族100余年传奇故事的第一页。

   几天后,拉都胥来到闽江沙洲上的一间低矮的破平房,他很快就说服了这位身手不凡的猎人划着小木舟带他一起去寻找白鹭所在地,虽然这一趟没有再寻到白鹭,而是打到了另一些鸟类。同时在水急浪高的闽江上,拉都胥却意外地见到了唐春营敏捷的捕猎本能,甚至不凭任何工具,他能赤手在江水中抓到活蹦乱跳的江鱼。

    作为一个狂热爱好自然科学的海关官员,拉都胥在英国时已掌握了一套当时颇为先进的动物标本剥制技术。为了能长久地保存这些捕来的稀罕鱼鸟,使它们若干年后看起来依然鲜活如初,他便将这些鱼和鸟进行剥离制成标本,并同时将这套标本制作技术也传授给了这位老实巴交的猎人。拉都胥离开后,唐春营在打猎中经过多次实践,很快便学会了这门技艺,并日臻完善,另外由于在制作大的动物标本时,需要帮手,一些时日之后,他们的孩子也基本学会标本制作技艺。

    几年后,这位迷恋自然科学的海关官员调任广东汕头,临行时,他邀请狩猎身手不凡的唐春营同往,以便帮他捕获更多的动物以做标本。由于乡土情结深重,唐春营没去,但这位狩猎人派了他的长子唐启旺随行。从此,唐氏家族第二代传人唐启旺便开始与拉都胥交往,唐氏标本家族也由此有了进一步发展。

    “标本唐”初显名声

    唐启旺年轻力壮,身手敏捷,又肯学习,到了汕头后,在中国南海一带,他跟随拉都胥一起去野外考察,在深山或江河里捕获了大批不同物种,制作了一大批珍贵标本。拉都胥很喜欢这位勤奋的小伙子,亲切地称他为WangWang(“旺旺”)。

    有一次,当拉都胥返回福州时,得知在武夷山一个叫挂墩的地方采集到了许多动物新种,于是拉都胥便力邀唐启旺前往该地去捕获新品种。唐启旺回家后说服了自己三弟唐启锐和四弟唐启秀一同前往,短短的几天,他们为拉都胥采集到了橙背鸦雀、褐头凤鹛、高山短羽莺等许多鸟类新种。然后,他们同拉都胥一起将这些稀有的鸟类制作成一件件漂亮的标本,在这几年中,拉都胥几乎毫无保留地把各式生物标本的制作技术传给了唐启旺。

    1857年,英国亚洲文会总会在上海设立北中国支会,1874年上海圆明园路北京路附近建起一座两层会舍,并分了一间陈列兽类、贝介类、蛇类、鱼类等标本,另一间陈列禽鸟类、昆虫类标本,创建了亚洲文会博物院。

    1907年,通过拉都胥推荐,唐启旺受邀来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院制作鸟兽标本,并且逐渐负责采集、制作、整理和养护等一系列工作。时任院长的英国爬虫学家斯坦雷(Arthur Stanley)十分欣赏这位聪明勤劳的中国人。在亚洲文会博物院,唐启旺不仅制作了数量巨大的东南沿海鸟类标本,甚至一些珍稀的品种,而且更系统地接触了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动物分类体系及生物科学,从骨骼到类属,从脱脂到定型,这使得唐氏标本的制作技术日臻完善。

    根据在中国采集到的大量标本,拉都胥回国后于1931年出版了两大卷的《华东鸟类手册》(Handbook of the Birds of Eastern China),本书是关于华东地区鸟类最详细著作,也是第一本图文并茂的系统专著。书中关于中国东南地区的鸟类记载和描述依据的实物全部是由唐氏家族采集制作的标本。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这本书的扉页上还刊登了1893年拉都胥为唐氏家族拍摄的一张全家福,以示这个中国普通家族对这本极具科考价值的生物著作的重要贡献。

    薪火传遍中国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正发生着巨大变化,“民主”和“科学”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唐氏家族的第二代在这种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的影响下开始远走各方,唐家的标本技艺也随之在中国更广大的区域里传播扩散。

    第二代“标本唐”中,除了长子唐启旺之外,唐春营的三子唐启锐和四子唐启秀也是其重要代表。1919年“五四”运动后,唐启秀离开福建来到广州,由于其独特的标本制作技术,他被招聘进了中山大学生物系,成为了这个中国南方学术重镇最早的标本制作人之一,也将标本制作这类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技术向中国南方传播。而同时他也是中国著名鸟类学家任国荣教授的得力助手,在这一时期,他在制作大量野生标本的同时,协作任国荣一起完成了许多重要的课题研究。

    1928年,风起云涌的“大革命”发生后,唐启秀离开广州来到武汉,正是他成为了“武汉大学标本馆”的“开山鼻祖”。唐启秀在长期野外考察以及广泛的标本制作实践中,获得了极为丰富的鸟类学知识;到达武汉后,他又着手对华中地区丰富的鸟类标本进行采集,系统地进行了群属类别梳理,同时他把唐氏家族历年苦心积累下来的鸟类标本全部捐给了武汉大学,并创办了中国最早、最大的动物标本馆之一。今天你走进武汉大学生物标本馆,依然能看到保留半个多世纪的栩栩如生的鸟类标本,而其中许多就是唐启秀当时留下的孤本珍品。

    唐启锐则跟随着父亲留居福州本土,后来他进入福州协会大学从事动物标本剥制工作,为唐氏家族在发源地承续一脉香火。

    在唐氏标本的形成谱系中,第二代传人形成了以鸟类标本制作为主的特色,他们在拉都胥所传授的标本制作技术的基础上,又开创性地发展了鸟类标本制作的许多技艺。在注重鸟类标本的动态感和审美感的同时,更加注重它制作过程的科学性和保存的长久性。

    由于鸟类的皮毛骨肉连接比较紧密,鸟类标本制作的难度在于将肉和骨头剔除而不能损伤到皮毛,连爪子里的肉丝都要剔除干净,然后再干燥防腐。鸟类中最难做的是鸽子,它的皮薄如纸,接近透明,是鸟类中最薄的,稍有疏忽皮就会破。而在这方面,第二代唐氏标本传人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制作整套“上海鱼类标本”

    1921年,唐启旺的长子唐瑞芳(历史文献记载中也称为“唐仁官”)子承父业,开始在亚洲文会博物院从事专职的动物标本剥制。

    作为第三代“标本唐”的传人,唐瑞芳在父辈剥制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标本的浸制技术,也就是不打开动物内脏,而将其整体浸泡在液体药物中的一种标本制作方法。

    由于唐氏家族的一个重要分支在上海,他们的后人常常在黄浦江和苏州河中捕到各种各样的鱼,然后送到亚洲文会博物院让唐瑞芳制作标本。逐渐地,唐瑞芳制作并收集了越来越多的上海近海及内陆各支流的鱼类标本,最终他完成了一整套中国鱼类系列标本,而这也是最早的一套中国鱼类系列标本。这批标本不仅工艺精湛,而且科学价值极高,之后一直收藏在亚洲文会博物院,被视为珍品,而它对上海动物资源的调查,对这一区域鱼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唐瑞芳背部有点驼,平时身体不太好,多数时间只能在博物馆一方小小的工作室内潜心研究,改进制作方法,他在反复细致的观察比较中掌握禽鸟的分类,使得唐家世代相传的技艺日臻完美。

    1933年,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院改名为“上海博物院”,唐瑞芳参照当时欧美博物馆的陈列手法,把展品陈设于大玻璃柜中,配以天然景物,按照动物生时的自然姿态设计布展,使得标本显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这一开创性的模式被业界后来称为“生态标本”。生态标本将动物还原到了自然环境之中,更能展现动物的天性特征。

    因为身体的缘故,唐瑞芳跋涉野外较为困难,他就常常在春、秋两季鸟类迁徙时节,和兄弟唐开品结伴,通过海关给守护灯塔的人运送淡水的机会,坐船到上海吴淞口外的原生态地沙卫山岛采集标本。他们借助于鸟类的趋光天性,每天清晨在塔下拣拾撞灯坠死的鸟尸,白天就在灯塔里简陋的环境下制作标本,因而收集了大批珍奇鸟类。

    实际上,除唐氏标本在上海的第三代传人外,武汉这一家族分支也十分发达。1929年唐启秀在武昌阅马场附近创立了“武汉大学标本馆”,此后标本馆在他和他的儿子唐瑞昌手中迎来了发展的巅峰期。同父亲在武昌搜集齐备动物标本之后,唐瑞昌开始跑云南、贵州、湖北,直至新疆、青海等地,深入山地丛林进行野外考察,搜集到了大量的标本。据介绍,武汉大学有我国最大最全的鸟类标本收藏馆,收集了2060多种鸟类,囊括了华中、西南、西北等地品种,而现在武汉大学所藏的标本中有95%就出自生活在武汉的唐氏第三代传人唐瑞昌之手。

    此外,直到1946年,唐瑞玉(唐启旺的次子)等人奔赴常州教育部标本制作所制作教育科研用的动物标本。后来这些标本并入文化部,成了北京自然博物馆最早的一批馆藏,唐瑞玉也因此来到北京工作。之后他参加了由云南大学组织的调查云南省鸟类资源和贵州梵净山保护区动物资源的工作。

    几年前,唐子明、唐子英和唐庆瑜,又将百年唐氏家族手口相传、秘而不宣的标本采制手艺编撰成《脊椎动物标本制作》一书,系统地梳理一百年来唐氏家族标本制作的秘籍,并公之于众

    不仅如此,唐庆瑜由于其精致细腻、色泽鲜艳、形神兼备的绘画水平,多次被邀请为大百科全书等国内重要著作绘图,为唐氏家族再度打开了一道门

    在解放前夕,有文献可查的唐氏第三代标本传人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入高等院校、标本馆和研究所,几乎当时国内的所有生物研究机构里都有唐氏传人的身影。如唐瑞耿辗转于中科院北京动物研究所、武汉大学、中科院北京研究所三处,唐瑞惠先后任职于福建省水产研究所和中科院北京动物研究所,唐瑞干一直在福建师范大学,唐瑞金也先后进入福建昆虫研究所和福建师大工作……这个自晚清以来的普通家族,因偶然机遇开始标本制作,而其延续的子子孙孙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动物标本制作的历史进程,他们不仅保留了珍贵的动物物种,而且还开启了人们探索自然世界之门。

    唐氏标本的黄金时期

    解放后,唐氏家族中的“瑞”字辈传人大多已经年迈体弱,逐渐淡出标本界,而第四代传人开始兴起,继而迎来了唐氏标本的“黄金时期”。与祖辈或父辈相比,第四代唐氏标本在这一时期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对鱼类、爬行类和哺乳类动物的制作,以及对干制标本新技术的发展。

    唐家第四代中,唐瑞芳的儿子唐兆魁、唐兆杰兄弟也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他们制作的标本种类较先辈更为丰富多样。上世纪50年代,上海市政府派唐兆魁到长兴岛剥制一头搁浅的长22米、重3吨的鲸鱼,据其后人回忆,这件巨型标本制作整整耗时3个月。那时条件有限,为了清洗干净鲸鱼脊骨里的脊髓,唐兆魁母亲想了一个办法,利用雨天,高楼下水管冲下来的积水的强大压力来冲洗骨髓,这个办法果然有效,很快就将鲸鱼骨髓冲洗干净。

    另外,在剥制这件标本的时候,许多人建议他用酒精脱脂,因为当时大多首选此法。唐兆魁在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之后终于弄清楚了原来巨鲸体内含有一种氨类物质,与酒精接触之后会转化为含水的气体,加速标本变质腐烂。他经过多次反复试验,终于决定采用食盐脱脂的方法,脱脂的效果非常好,既节约了国家的经费开支,又提高了标本的质量。

    1952年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上海博物院)被上海市政府接管,其后逐渐发展为当今的上海自然博物馆。唐兆魁在此工作终身,除做了大量的鸟类、鱼类及哺乳类标本外,还跟其长子、次子一起完成了无脊椎动物的全色生态标本,其中鱼类标本还代表中国参加过14个国家的世界博览会。

    在第四代传人中,除了唐兆魁外,唐子明(唐启旺的孙子、唐开品之子)也在解放后为创建标本室而进入了上海师范学院,至今,该馆藏的数千件标本中有95%是他的杰作,出自他手的动物标本数以万计,其中不乏朱鹮、金丝猴、东北虎等珍稀物种。据后人写的《上海唐氏标本世家》介绍,“就拿大熊猫来说,唐子明亲手剥制过的就有6具,而直到今天,能制作1具大熊猫标本多少年来就一直是许多标本制作师的梦想。”

    当然,直到今天,除了他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人制作过大熊猫标本,那就是唐兆子,他不是别人,而正是唐子明的堂兄,是“标本唐”在武汉的另一分支传人。

    1999年9月,武汉动物园一只“世界上寿命最长的大熊猫”在37岁高龄后“寿终正寝”,很快动物园的人找到了唐兆子。经过半个月的精心剥制,这个长寿的大熊猫终于在动物园再度“复活”了。

    作为“标本唐”在武汉的第四代传人,唐兆子不仅继承而且发展了他父亲唐瑞昌和他祖父唐启秀的技艺,将这一时期的武汉大学动物标本馆推向了高峰。而当你走进武大标本陈列大厅,呈现在你面前的是:食肉动物张牙怒视、食草动物的机警巡望、三米多高的长颈鹿昂首采食树叶、大猩猩举臂抓耳挠腮、豺狼虎豹或作势飞奔或伺机待伏,无不栩栩如生……

    而该馆收藏的几千件标本中,鸟类标本种类及数量为全国之最,堪称今日武大的“镇馆之宝”,有制作年代最久的1911年的崖鸽、有全国最罕见的黄腹噪鹛、有最高达两米的非洲鸵鸟,也有世界上最小的连嘴带尾仅4厘米的蜂鸟……

    而对于其他爬行类或哺乳类标本,几乎每一件都能勾起唐兆子的一段故事。其中一条长达4米、重逾400公斤的中华鲟标本,是葛洲坝建成之后的第一个牺牲品,由于洄游的习性,人们眼睁睁地看着它无法过闸,头撞岩石而死。唐兆子闻讯,星夜赶赴宜昌,将它买下,并制作了一条“摆尾游行”的中华鲟。

    第四代传人已发展到三十余位,他们如星盏一样分布在中国南北各地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博物馆,在这一阶段他们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标本制作的一个辉煌时期。

    凝聚百年于一瞬

    1985年中国颁布了《野生动物保护法》,唐氏家族野外采集标本的工作逐渐停顿下来了。在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第五代唐氏传人开始转型,在传承祖辈制作标本的技艺的同时,更多趋向科研转化前代的成就。

    上世纪80年代,“上山下乡”中回到上海的唐士敏追随父亲进入复旦大学,在这所中国著名的高等院校主持唐家两代留下的智慧结晶。二十余年来,这位唐氏标本第五代传人的足迹几乎踏遍中国南方的每一寸土地。为了观察鸟类,在寒冷的冬天,唐士敏划着一条渔船,在湖里一呆就是半月有余。与祖辈不同,第五代传人们更多是观察与研究,而很少进行动物标本采集,但永远一样的是,野外考察在“标本唐”的事业中始终是重中之重。

    同在上海的另外几位唐氏第五代传人也各有建树,唐子明的儿子唐思贤是一位动物学的高级工程师,不仅担任着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的负责人,更兼任着上海野生动物保护协会鸟类专业委员会会长、上海野生动物植物鉴定中心副主任的职务。从家族的标本制作领域,他已经开始了更广阔的野生动物保护与研究。

    而唐兆魁的两个儿子唐庆玮和唐庆瑜一直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前亚洲文会博物院),受父亲和祖父的耳濡目染,他们仍然在这个专业的机构里传承和发展着唐氏标本。尤其是唐庆玮,17岁就掌握了一手高超的标本制作技术,之后终生未娶,一直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工作,直到前几年去世。

    除了常见的剥制标本外,这对兄弟还同其他唐氏子孙一起发展了骨骼标本、内部解剖标本等制作技艺。他们开创性地发展了“全色标本”,尤其是皮张组织结构复杂的鱼类和两栖爬行类动物的全色标本,在他们第五代传人手中已发展至炉火纯青,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的声誉。据称,走进今天的上海自然博物馆,你所看到的那些姿态各异、色泽鲜艳、栩栩如生的标本中,百分之八十都出自唐氏家族。

    不仅如此,几年前,唐子明、唐子英和唐庆瑜,又将百年唐氏家族手口相传、秘而不宣的标本采制手艺编撰成《脊椎动物标本制作》一书,系统地梳理一百年来唐氏家族标本制作的秘籍,并公之于众。这得益于唐庆瑜在标本制作之外的又一大发展,他三十年孜孜不倦的绘画练习,系统性地融合了中国传统花鸟动物工笔与西洋写实主义的传统,形成了唐氏独具特色的标本绘画才能。

    四十年前,唐庆瑜的祖父唐瑞芳就有个心愿:有一天能将他们唐氏家族所有制作过的标本用绘图方法结集在一起。而这一天在唐庆瑜的努力中到来了,他同其他唐氏后人一起整理编写并出版了一部厚厚的标本图谱《动物百科》,终于完成祖父愿望,而且也系统性地向人们昭示了唐氏标本的巨大成就。不仅如此,唐庆瑜由于其精致细腻、色泽鲜艳、形神兼备的绘画水平,多次被邀请为大百科全书等国内重要著作绘图,为唐氏家族再度打开了一道门。

    此外,在南方的武汉、福州,在北方的北京大学等,唐氏传人生生不息,其子孙多达150余人,而他们都有一段共同的历史回忆:“标本唐”。(本文采访得到唐氏第五代传人唐庆瑜的支持与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