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恩师郑作新院士百年诞辰

20061118日是郑老百年华诞,怀着无比感恩的心情,谨撰此文以表深切的怀念。

   1998627日恩师仙逝,已近8载。每年这一天,我和我的师弟、师妹们一起陪同郑师母及她的家人前往郑老的坟前叩拜及向郑老汇报我们一年来工作成果,以寄托对老师哀思和怀念。

   我和师弟魏天昊是郑老开门研究生弟子。1964年夏,我们到动物所不久,就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未曾开始业务学习,就被深深卷入这场“大革命”中。幸运的是,我跳出了郑老所在的脊椎动物分类室,对当时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的郑老,我从未写过一张大字报,也未曾参加过一次有关郑作新院士的批斗会。因此,我们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师生关系。

   这场“大革命”之后,郑老虽然受尽批判和被关进“牛棚”的劳役之苦,仍旧对中国共产党怀着真诚拥护和爱戴,积极写了入党申请书,他在申请书里写道:“我早在50年代初就有入党的要求。近年来,我入党的要求更为迫切……”。由于种种原因,郑老入党的愿望,足足推迟34年后,于1984年,郑老78岁高龄时,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文革”后,我和郑老在一个办公室工作,直至1994年,前后共20个春秋,在郑老孜孜不倦教导下,逐渐成长起来,亲眼目睹郑老在鸟类研究中辛勤耕耘、呕心沥血,全身心地投入到鸟类研究工作中,无私奉献毕生精力。

   为了弥补十年“文革”所损失的宝贵时间,郑老极为珍惜分分秒秒光阴,加倍地努力工作。

   每天清晨郑老怀抱一个小暖瓶(里面装着师母给他准备的保健茶水),530准时到动物所办公大楼,踏进办公室后就埋头伏案开展研究工作直至1100回家,午饭后稍事休息于下午130又回到办公室至530,吃过晚饭后于晚700到办公室工作至晚1030方回家休息。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4个小时,天天如此。几十年如一日地从无星期天和节假日,甚至在生病住院期间也从不停止工作,把病房变成工作室,书籍、资料,连打字机也搬到病房。经常是写作、改稿、复信、接待国内、外探访者和记者的采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郑老是不要命地、拼命地工作。这种近乎疯狂的“工作狂”,在整个中关村科学城是独一无二的。难怪郑老在科研工作取得丰硕的成果和对鸟类科学作出贡献,赢得国内外同行们的高度敬佩和赞颂。

   “文革”后期,由于受“读书无用论”和“书读得越多越反动”的毒害。当时,科室里年轻人对自己的前程茫茫然,不知所措,上班时间常常聊天,或“一张报纸,一杯茶”度过一天,荒废光阴,虚度年华。郑老对这种现象非常痛心,常常教育年轻人“不要浪费时间,要珍惜每分每秒”、“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郑老的教诲,在当时年轻人里并没有引起重视。记得每天上午十时工间操时间,我最喜欢下象棋,我们总是围在一起,一玩就是一个多小时。现在回想起来,真后悔没有听郑老的劝告,而白白地消耗了不少生命。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科学家们的外事活动也逐渐频繁起来,但“文革”遗留下来的阴影并未完全清除,“外事无小事”的大棒还时不时在科学家们的头顶上飞舞。郑老是经常接待外宾的,记得有一次,郑老和外宾合影留念时,郑老为了缓解那种过于严肃的气氛,问道“是否把我照进去了”。郑老的这句话竟被作为外事接待的一个问题而被告到院部外事局。

   1978年初,英国雉类协会来函,邀请郑老于12月参加在苏格兰召开的会议。当时,我在脊椎动物分类研究室还算得上负了一点责任,郑老委托我向有关部门申请准予出国参加会议。此事,在当时来说是件难办的事,手续繁杂,条条框框多,几经周折,上下奔波,好不容易得到院部有关部门的批准。郑老得知批准后非常高兴,立即给英国雉类协会去信,以年迈为由,需由他的学生卢汰春陪同一起参加在苏格兰召开的年会。

   这次是“文革”后,整个科学院首次出国访问,受到院、所有关部门的十分关注。郑老严肃告诉我,这次出国访问,非同一般,是科学院在“文革”后首次出国执行学术交流任务,责任重大,必须严格按外事活动的要求办事,凡事多请示汇报,要谨言慎行,一定要圆满地完成任务,打响“文革”后科学院出国访问的第一炮,为今后出国访问打下良好的基础。

   19781120日郑老和我来到北京顺义的首都机场,在亲人和同事的目送下,登上了前往英国伦敦的中国民航客机,我们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地走上了出国访问的旅程。21日中午,飞机即将抵达英国伦敦时,因机场大雾弥漫,飞机临时降到法国南部里昂机场。在机场的候机室足足逗留了7个小时,逗留期间,中国民航并未给客人供应食品,同机的外国人都自掏腰包去购买食品,郑老和我,饥肠辘辘,着实难忍,郑老悄悄地告诉我,他口袋里还有几十个法朗,用它去购物。我们生怕几十年前的法朗去购物,会闹出笑话,只好忍耐着。后来,中国民航给每位客人送来一小块面包,一小瓶饮料,权当充饥之用。下午6点多钟,我们再次登上飞机,很快地我们就平安降落到伦敦希斯罗机场。

   我们刚下飞机,国际雉类协会主席萨维奇(Savage)和国际水禽局局长马修斯教授(Mathew)等亲自到机场迎接。同时,中国驻英大使馆也派车来接我们。经请示后。我们坐上了国际雉类协会主席的车。当晚协会举行隆重的欢迎宴会,协会理事全都参加。席间气氛融洽,真有宾至如归的感受,客主谈笑风生,兴致勃勃,饶有风趣,它把我们乘坐17个多小时飞机的疲乏和时差所带来困倦一扫而光,主客间的友谊、和谐气氛充满席间,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这是我第一次和外国人一起,吃第一次西餐,尽管郑老事先告诉我,吃饭时不要张开嘴,不要发出“吧咔、吧咔”响声,和如何使用叉子和刀子,我还是很不习惯而有些紧张,还好没有闹出笑话。宴席过后,雉类协会理事(现任协会主席)豪曼夫妇(Keith & Jean Howman)邀请我们到他们家中住宿。他们的家在泰晤士河畔,环境十分宁静优美,寓内设备充溢着学者的气氛。他们让出自己的睡房给我们这些不速之远客,真使我们受宠若惊,这无疑是极高品位的待客。

   2天早晨后,主人带我们往后院参观。这个庄园规模相当大。这里饲养着来自世界各地近百种珍惜雉类,包括有褐马鸡、藏马鸡、红腹角雉、黄腹角雉、金鸡、铜鸡、白冠长尾雉、白鹇等中国鸟类特有种。

   饲养场中央有一个湖,湖的上面有许多水禽,如加拿大鹅、疣鼻天鹅和黑水鸡等在自由自在地嬉戏、游动。

   在湖的南岸饲养着产于世界各地的各种各样的鹧鸪和鹑类,包括有产于我国西南的环颈山鹧鸪。

   在豪曼先生家作短暂逗留后,由豪曼先生亲自驾车把我们送到离伦敦50多公里外的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特林(Tring)鸟类分馆。在那里我们逗留一周,查看采自中国的鸟类标本,尤其是有关中国鸟类的模式标本。

   特林鸟类分馆被英国政府视为宝贵财富,日夜都有警卫看守。该馆收藏着来自全球的150多万号鸟类标本(包括来自中国的1万多号标本),馆藏的最早的标本是1820年从中国云南省采得的。该馆还珍藏着极为珍稀的800种和亚种的模式标本(设有专柜保存);馆藏有5000多号鸟巢,100多万号鸟卵(包括采自中国的655个鸟巢和2944枚卵);此外,还有8000多个鸟类骨骼标本和1200个浸制标本。

   该馆不仅拥有大量标本,还有比较齐全的图书资料,珍藏有200多万册的专业书籍和400多种包括中、英、法、日、俄、朝鲜等国的鸟类方面的杂志。还有特别书库,专门收藏已经绝版的书籍和刊物。因而,它已成为世界鸟类研究中心,每年都有成百上千的各国鸟类学家前来进行鸟类研究工作。

   我们承蒙国际水禽托拉斯(the International Waterfowl Trust)的董事长,英国著名鸟类学家和画家—史科特爵士(Sir Peter Scott)的邀请,结束特林鸟类分馆工作后,由国际水禽研究总局(the International Waterfowl Research Bureau)局长马斯修教授的陪同下,进行了三天的访问。

   国际水禽托拉斯创立于1964年。史科特爵士是创建人兼董事长。该托拉斯位于英格兰西海岸的斯林不尼奇(Slimbridge)。

   我们浏览了水禽观察站、天鹅湖、环志机构、招引水禽的沼泽地、水禽研究所等。

   参观、浏览之后,又由马修斯教授开车送往苏格兰的因弗内斯(Inverness)去参加第一次世界松鸡科鸟类专题论文报告会。

   会场设在一幢豪华的宾馆里,主人把非常宽畅,设备豪华的最昂贵的房间留给我们住。会上郑老作了题为“中国的松鸡和黑琴鸡”和“中国雉类的地理区划”两篇论文报告,受到与会者长时间地热烈掌声,并给予高度赞扬。会议结束时郑老被一致推选为“国际雉类协会”副会长,后连任三届。1986年在泰国召开的年会上被选为该协会的终身会长,这在该协会历史上,中国人首次被选为会长。

   会议结束后,由协会理事Didy Graham亲自驾车把我们送到去参观牛津大学生物系和博物馆,郑老在牛津大学生物系作了“中国鸟类研究概况”的报告,受到热烈欢迎。报告内容在英国的“Ibis”刊物上发表。英国鸟类学还邀请郑老为该协会的通讯员。

   在访英期间,我们曾在法国巴黎逗留一周,主要是在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考察鸟类标本。法国著名鸟类学家Dorst . Etchècopar教授热情地接待,并宴请我们。席间,Etchècopar教授热情地对郑老说:“我早就盼望与你见面,今日得以一见,了却了我的愿望。郑教授德高望重,是中国鸟类学界的泰斗,也是世界鸟类学界的大师。”宴席间,彼此非常高兴、洽谈甚欢,是老朋友的会见。Etchècopar教授还热情邀请我们,他将亲自驾车陪同我们去游览闻名于世的马塞城,并邀请到他家作客,但因时间紧迫,只得婉言谢绝。

   1979年初,郑老受到“世界鸟类保护协会”的邀请,我们二度前往法国巴黎,参加该协会委员会,在会上郑老被推选为该协会雉类和水禽组组长,但郑老允予考虑,未表同意。

   在英国前后二个月访问期间几乎走遍了英伦三岛,郑老还分别在苏格兰和英国电视台(BBC)分别作了电话讲话。这次访问,在英国鸟学界和动物学界卷起了郑作新教授的一股旋风,可见英国的同行们对郑老的学术成就,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是“文革”后,首次出国访问并取得了完满成功。加强了中、英、法三国之间科学交流,为今后出国访问打下了良好基础。

   为了开展中国雉类研究工作,1981年末郑老委托我向院部基金会提出开展雉类研究申请。恩师的重托,我当全力去完成。

   我们确定了科研课题“中国珍稀濒危雉类生态和生物学研究”,并拟出11种雉类名录,其中褐马鸡、绿尾虹雉、白尾梢虹雉、白冠长尾雉、白颈长尾雉、黄腹角雉和斑尾榛鸡等七种国家Ⅰ级保护动物;藏马鸡、蓝马鸡、红腹角雉、血雉等4种国家Ⅱ级保护动物。

由于研究种类多,时间短,仅靠动物所的同事是无法完成预定的任务,郑老让我拟出协作单位、负责人名单及研究种类,后经郑老同意,并以郑老名誉发函或去电话邀请郑光美教授、许维枢研究员、李福来高级工程师、王香亭教授、诸葛阳教授、李桂垣教授分别承担黄腹角雉、白冠长尾雉、斑尾榛鸡、白冠长尾雉和蓝马鸡等研究工作。

我们的申请很快得到批准,并作为院重点科研项目,给予20万元的资助,课题起止时间:19821986年,后接院部通知,院重点科研项目统一于1985年完成。

由于郑老在组织、指导、推动“中国珍稀濒危雉类生态和生物学研究”课题取得丰硕成果,该课题获1986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因而,于1986年在泰国召开的第三届国际雉类大会上,郑老被一致推选为世界雉类协会(the World Pheasant Association)终身会长。亦为198910月在北京召开“第4届世界雉类学术会议”成为可能。

1987年,郑老因心脏病两次长期住院,这期间郑老撰写的“中国鸟类区系纲要”(英文版)已获得中国科学院1988年自然科学一等奖,正被推荐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奖的评审,郑老因病无法出席评审会,承蒙郑老和郑师母信任,委托我全权代表郑老在大会上作请奖报告。

“中国鸟类区系纲要”在鸟类区系研究方面,国内研究大都为地区性的(如北京、秦岭、四川、贵州等)属于全国性的研究只有美国人N.G吉(Gee)等编纂的《中国鸟类目录试编》(1931)和美国人E . 德肖内西(de Schauensee)所著《中国鸟类》(Bird of China , 1984)。这两部专著对带有分类基础的同物异名问题均未提及和论证,亚种分化提得也很少,分布资源也不齐全,同时未列出分布图和分布总表,对各种鸟类分布范围也不周详清晰。《中国鸟类区系纲要》对区系区划加以论证,并在50年代提出方案的基础上补充得更臻完善。

《中国鸟类区系纲要》在分类方面,参考国际上各权威(Mayr Greenway , DelacourVaurie以及Peters)的系统,同时又结合我国的研究自成一套分类体系,既考虑亲缘关系,又力求简化。这部书的创新表现在:(1)比作者前著《中国鸟类分布名录》(1986)增加22种和44亚种;(2)深入种下分类是这一著作的突出成绩,每个种下分别记有物种名称、亚种分化、分布区和物种现状;(3)与吉所著《中国鸟类目录试编》比较,新增93种、378亚种,且有216种和亚种的学名得到订正;另有88种给予删除;(4)吉等未绘出分布图和分布总表;(5)吉等对“繁殖生态和现状” 均未提及。

该专著发表后不久,世界各国及中国的鸟类学刊物都进行了报道,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评审大会一致通过给予该专著为1989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这在动物学界尚属首次获此殊荣。

郑老和郑师母对获此奖,非常高兴,我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算是完满完成了恩师的重托。

《中国鸟类区系纲要》一书凝结着郑老57个春秋的心血和汗水,该书包括了截至1986底我国已知的全部鸟类,共1186种(2139种和亚种),分类属于389属,81科,21目。全书共1280页,约120万字。该书着重于亚种分布研究,包括1949年以来发现的24个新亚种。

极为幸运的是我能有机会在郑老古稀之年,陪同郑老到野外开展鸟类调查工作:1973年,68岁高龄的郑老亲临受三废污染较严重的张家口和宣化进行鸟类与污染初步调查:1974年到上海、大连、天津、苏州的太湖进行水禽调查;1975年又深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以及呼伦贝尔盟、满洲里(现归入内蒙古自治区管辖)、吉林省吉林市水丰满水库及长白山天池等地。

这三次,较长时间又在比较艰苦的地方进行鸟类考察工作,古稀之年的郑老和我们一样爬山、下太湖、深入到齐齐哈尔市的扎龙沼泽湿地开展鸟类调查工作,郑老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也受到当地党、政领导和广大群众的高度赞颂。

记得,1975年,郑老已70高龄,为了调查水禽,尤其是丹顶鹤的繁殖生态,我们于冬末春初(3月底4月初),从北京来到齐齐哈尔。恰逢齐齐哈尔下了场大雪,白雪皑皑,天寒地冻。郑老受寒得了感冒,并发烧到38度多,我们生怕郑老身体受不了,力劝郑老留在齐齐哈尔,或派人送郑老回北京。因为,要到扎龙渔场(当时称渔场,实质是沼泽湿地,当地居民以捕鱼为生)的腹地进行丹顶鹤繁殖生态调查。要乘坐渔场的小木舟,花34小时才能到达渔场场部。万一郑老病情有所发展,就无法抢救。然而,郑老一再坚持要亲自深入到现场调查丹顶鹤及其他水禽繁殖生态。郑老说只要扎上几针青霉素就行。我们都扭不过郑老的决心,齐齐哈尔林业局只好派一名医生和一名厨师陪同我们,并带上足以一周用的粮食、蔬菜和肉类,搭上小木舟,到渔场场部。郑老的感冒一周后方见好转。我们对郑老那种为了科学,而不惜牺牲的精神所折服,郑老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这次野外鸟类调查是郑老无数次野外调查工作的最后一次,也是最危险,最完满的一次。

考察期间,郑老向齐齐哈尔林业局和黑龙江省林业管理总局首次提出建立扎龙保护区,专门保护我国珍禽,国家Ⅰ级保护动物丹顶鹤。回北京后,郑老又向林业部提出这项建议。一年后,即1976年经省林业管理总局批准,正式划定我国第一个鸟类保护区—扎龙保护区,从此我国丹顶鹤受到法律保护,紧接着相继建立了青海省青海湖鸟类、山西省关帝山的庞泉沟、山西省芦芽山等地建立了以保护斑头雁、褐马鸡为主的保护区。

1998年夏,郑老因一次小感冒被送进北京医院,我隔三差五地到医院看望郑老,聆听郑老教诲,每次都增进师生情谊,住院期间郑老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都非常好。记得他和我最后一次谈话时对我说:“我的身体已好了,过两天就出院。”。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是恩师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1958年我毕业于厦门大学留校任教,经学校生物系主任王德耀教授联系到中国科学院动物所进修,得到动物所领导同意,我于19589月从厦门乘火车到广西省宁明县直接参加“中苏合作亚热带生物资源考察”,年底返回北京后,首次拜访郑作新教授,1964年考取了郑作新院士的鸟类研究生,至1998627日,前后40个春秋,在郑老庇护和教导下,逐渐地成长起来。郑老的教诲,是全方位的,无微不至的。我们的师生之情是纯洁、深切的,崇高而毫无夹杂。真是朋友易得,恩师难寻。

郑作新院士为我国鸟类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付出了全部心血和毕生精力。他的一生是为科学奉献的一生,是科学创造的一生。20世纪中国鸟类学研究的历史是和郑作新的名字紧紧地连在一起的,他是我国现代鸟类学当之无愧的奠基人,中国乃至世界鸟类学、动物学界的一代宗师,是中华瑰宝、享誉世界,他是中国鸟类学界的骄傲。

郑作新院士给我国科学宝库增添了宝贵的财产。他常说:“生命有限、学问无涯,不能浪费时间”、“人活着不干事,就等于活僵尸。一个人,总要为中华民族留下点东西, 增添一点光彩。”这掷地有声的教诲,将永远激励着中华民族的科学工作者。

郑作新院士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恩师已逝,精神永存!

笔名: